宪法价值法则的发现，实质是宪法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社会核心价值的提炼和确认。
而能够成就和实现这种价值创造的，恰恰就在于自由所造就的人类之理性，不管是个人自己的理性、还是对别人的或者是集体的理性之无意识地运用于个人的实践。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要极大地高于当时的小农经济，这可以从中国目前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农民工进城后生活水平再艰苦也比在家乡有所改善来旁证。
联邦选举委员会由6人组成，他们经总统提名，由参议院认可产生。说不照搬，你就是想要照搬，也绝对做不到。【8】 我们再来请看华炳啸先生批判和质疑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的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人的利益而争取或行使权力：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3）公共政策应该减小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既然人民权力的效能问题在发达国家里尚且如此，那么在民主转型国家和新兴自由民主国家里就更加问题重重、弊端多多了。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社会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它是随着民主的历史运动出现的能够表达民主价值的现实政治形态。
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作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当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也不外如此。这意味着中国必然会有自己的宪政形式，只不过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它的宪政形式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罢了。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法治的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法律化。
因此，宪政无非是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置换成了法律问题，从而塑造规范政治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治的进步是公共生活领域表现非常明显的方面。
（3）社会、文化人权保障。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一套程序化的执政机制。主要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和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为标志，逐步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以及规范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保护、扩展、救济公民权。
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公权力配置的失衡状态，执政党不能利用强有力的手段打破‘官场潜规则之风气的话，就无法消除这一最大的风险。〔17〕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各种宪政形式都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发育起来的：一是规范公共权力。宪政（Constitutionalism）首先与宪法（Constitution）直接相关。
同时，宪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有着自身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故宪政可以成为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进而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但宪法的普遍存在至少说明了对公共权力规范化的企图和发展方向。
这些形式如依法执政原则、法治政府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这一理论概括中，包含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核心机制的揭示，即执政党同现代民主法治的结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典，并于次年10月1日施行。就民主而言，无论它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多少种形式，都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政权的合法性。其基本内涵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5〕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执政党无疑处于核心之地位，执政党、特别是各级党委和各位作为一把手的党的书记能否处于法律监督之下事关中国规范政治的大局。二是公共政策的社会适应性。而在法治已确立的社会中，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同样也必须守法，并且由于政治权力本身的扩张属性，政府的守法对法治就更为重要。
他们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人民的统治，而宪政的要义则在于限政。由于不再相信单纯的道义能够有力量维持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在以法律特有的权利、义务范畴论证并确立了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的同时，诉诸于正式结构作为支撑这种规范的基础。
就此两个问题在现代政治中的普遍性而言，宪政形式绝不会也不应为西方政治模式所终结。〔19〕就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挑战而言，公权力的失范（如腐败现象的蔓延）已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的政治生活的焦点问题，或者说已成为中国现行政治秩序的最大的风险。
规范政治 一、问题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近年来宪政一词的使用不经意中成了一个问题。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法治理论的研究。
议会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是世界各国宪政体制中的普遍现象。当代中国当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公权力的制度形式。〔7〕因为，民主建设，无论表现为选举、议会、参与，还是协商都是围绕着政权的合法性及公共政策的社会适应性展开的，它不能完全解决公民权利的保障及规范公共权力的问题。由副委员长带队，就22件法律的实施情况组织了25次执法检查。
规范政治的基本价值无疑是维护和发展人权。这是宪政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历史前提，因为一个社会实现法治的历史起点就在于政治权力的行使依法律程序而动，即政府接受法律约束并严格守法。
〔20〕程竹汝：《制度成长与发展逻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86页。因此，如果规范政治能够在行政领域推行的话，那就说明推行宪政最为困难的法律对公权力的有效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宪政已经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基础。
注释： 〔1〕LouisHenkin，ANewBirthofConstitutionalism：GeneticInfluencesandGeneticDefects，CardozoLawReview14(1993). 〔2〕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一）宪政规则要素在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规则要素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
即以宪法和法治的形式规范政治权力，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使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首先，在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问题上，宪政改变了以往政治权力只受非正式结构的限制（如模糊的道德观念、自发的反抗如农民起义等）而很少受正式结构（如法律制度、组织结构等）限制的历史。就像执政党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二）宪政制度要素在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制度要素的增长已形成趋势。除了《宪法》和法律如《婚姻法》、《继承法》等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权利保障做了特别规定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专门法来保障特殊人群的各项权利。
与过去相比，它更加关注法律的执行，并使得地方官员理解和明确他们的权力责任和范围。但是，从近代始，随着法律内含的平等理念在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变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法律就不再仅仅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了，它的作用范围从一般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领域。
对中国的规范政治而言，行政法治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三，行政肥大是中国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描述除了中国超大社会需要强大的行政权推动发展的正面意义之外，更包括强大的行政权所滋生的层出不穷的非规范现象。